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学学习和任教。我的学习历程从清华大学开始，之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起，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晃已经9年。今天，我想同你们推荐我在过去这类年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些感悟。我相信这与你们从事的教育慈善事业非常有关联。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同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父母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需要，大致都认可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常识，要学有用的常识，最后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同意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一样的考虑。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括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考虑，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我先说出我的看法，之后再来详细论说。第一，我要讲学什么，讲常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常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如何学，讲“学好”与“好学”有什么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要紧；第三，我要讲为何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考虑，在目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1、“无用”常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非我最早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常识的有用性”。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开创者柯达先生觉得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创造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创造提出质疑，觉得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愈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这类看起来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创造奠定了基础，没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创造。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缘由的，由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常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由来，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借助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因为拍卖不只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很实质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小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用途。乔布斯如此说：“假如我当年没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创造这么好看的字体；又因为Microsoft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非常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如此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大家，对常识有用性的认识不可以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大家中国人中特别突出。大家心目中的“有用”，总是是指立竿见影式的立刻有用。我把这种急于求成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大家把常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非常紧急。譬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喜爱。又譬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哪些用。可是其次，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非常不同：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这样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更多地去学那些看起来“无用”但日后非常有用的课，譬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譬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在线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开创者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很多缘由，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常识“有用”的怎么看会基于愈加长远的考量。第一，常识进步得快，过时得也快。很多在大学里学的常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没多久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同，甚至相距甚远；第三，大家对将来预测的能力非常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如此深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将来的不少点连接起来的。只不过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这样的了解和显然。”（”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常识这个问题上，大家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于求成。大家要理解，一些看上去短期无用的常识可能是长期很有用的常识。要了解，大学教育不止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筹备。
以上用长期看法来理解常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常识作为达成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效果的一种工具。常识除去工具价值以外，还有内在价值。常识的有用性，不只体目前可以提升工作效果（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常识的有用性还体目前塑造人的价值、提升人的素养、提高人的品位等丰富生活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有关。
2、“好学”比“学好”更要紧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如何学好的办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很多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类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非常大不同，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同意，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以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不过对学习已有常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将来常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学会常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要紧。
“好学”是了解如何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点，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第一。好奇是科技革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进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创造非常重要的要点时，他们没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类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如此的天才都说：“我没特殊的才能，我只不过激情般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点，好学来自于好奇。然而，大家发现，中国学生常见缺少“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生活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总是致使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常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大家面临的状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大家不只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总是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大家的应试教育规范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获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只对获得好成绩没帮助，而且还有害，由于它叫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父母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常识？”据了解，犹太学生回到家，父母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点。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讲解、反讲解、重新讲解、反对性讲解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北京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可能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创造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如此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考虑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不少事实，而是练习大脑去考虑。”（
“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怎么样考虑？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考虑。只有独立考虑，才会有创造性考虑，才会有批判性考虑，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一样的考虑。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要紧的真理，是极少有人赞同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由于绝大部分真理是大伙都赞同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怎么看是真理，非独立考虑是不可以回答的。
我期望在大学教育中可以改变“好学生”的概念，并改变学习的方法。真的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备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可以独立考虑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随着学生一生的有关“如何学”的能力。
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大家常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革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剖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生活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收获，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由于学的最后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一直都是看重“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区别。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第一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因为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渐渐压倒重“人”。直接缘由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进步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由于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技。所以大家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常识、技术常识、专业常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只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达成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飞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好像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的。即便当下讨论的转变进步方法和革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进步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进经济进步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进步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后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含“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买家，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止是工具，也是目的。其次，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可以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愈加明确和突显。无论怎么样，只须人是目的，不止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怎么样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含“人文”、“人格”、“生活”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含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培养的教育和生活进步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一直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假如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样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对你说什么是真理，人文对你说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性如此解析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叫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叫你了解，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叫你看见，哲学叫你定位，历史叫你连接，这类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培养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需要，而对人格的起码需要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过去批评大家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普通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不少常识、擅长借助规范的缺点和传统的弊病，同时又无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最近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生活既有对生活进步的梦想，更有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检讨的生活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个学生用以常常提醒自己和反省我们的格言。大学是检讨生活的开始，考虑生活的起步。检讨生活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大家目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大家更缺少对人文精神、人格培养、生活进步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检讨生活意义，应该成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学课。
4、“三位一体”的教学
“无用”常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要紧；“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类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如何教、为何教。过去这类年中，大家在清华经管学院每个教学项目，包含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计划不同，但这类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常识为核心的教育方法，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常识获得。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大家第一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常识获得，并且在推行中愈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与能够帮助“育人”的常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每年秋天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我都会为新生们讲话，向新生们传递新的教育理念。事实上，我在过去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三次讲话的主题，正好分别是“‘无用’常识的有用性”、“‘学好’与‘好学’”、“‘人’重于‘才’”。所以，这三个主题是我多年教育实践的结果。不过，今天我还是首次把这三个主题放在一块讲，体现出我对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整体考虑。
或许，这就是我对蒂尔所提出问题的一个回答：我上面所讲的这类教育理念，可能就是那些要紧的真理，但极少有人赞同我的。
